深入檢視客家城鄉移民離鄉到臺北落戶生根的過程與機制，可從遷移的歷程、影響落戶生根的因素、住地認同的形成等，都可成為探討的重點。

       客家城鄉移民，他們從離開故鄉到認同現居地的歷程，包含了幾個面向：離鄉點、擺盪期、落戶點及認同現居地為第二故鄉。

   1、遷移及離鄉時間
    城鄉移民分別因不同的結構性因素而離鄉遷移，這種因素的歷史作用明顯地影響他們的離鄉時間。客家城鄉移民的離鄉點分佈較廣，自1955年之後迄今都有，但高峰期主要在1963年至1980年之間。
    移民的離鄉點除了分屬不同歷史階段外，對應於個別移民生命史的落點也有不同的分佈。客家城鄉移民顯現階段性的差異，初期有較高比例是在十五至二十歲的青少年時期（國小或初中畢業），但後期則特別集中在二十三至三十五歲的青年時期（當兵退伍之後）。這不僅從統計資料中可以明白看出，從個案的離鄉年代和年齡，以及他們在訪談過程中對於「同一時間來的」「同鄉、同窗、鄰居」等親友的描述也可找到例證。

   2、就業及擺盪期
    離鄉的過程依其流動方式可分為兩類，一是「連帶式的流動」，主要以親族、同鄉或同事關係為連帶，另一類則是「個別流動」。
    客家城鄉移民的連帶式流動通常是透過人際網絡，但其連帶關係也一樣作用在就業和居住地點的引介上，譬如城鄉移民個案中常見的，在退伍後要尋找工作，透過已在都市中就業的親人引介，初期也暫時借住親友家中；或者是在都市中工作的親友為了拓展業務，主動從故鄉親友中物色，並積極鼓動北上合作。根據受訪者的說法，在1960年代臺灣經濟起飛初期，許多工廠就是不斷透過親友連帶的方式引進作業員或學徒解決人力短缺的問題，稍後這些親族學徒又自立門戶，形成更大生產的網路。
    在親友或同鄉的連帶下，先行者的居住地往往就是移民在離鄉後的第一個落腳點，親族網絡更成為初期安頓的主要協助力量。這種接濟功能特別彰顯的某些地點甚至可以稱之為「移民基地」，這在城鄉移民中都可以發現，譬如個案之一，同為客家人聚居的地方已形成特定文化，透過家鄉訊息的流傳、生活上的互助、接濟同鄉等，成為重要的「基地」。另外如城鄉移民個案所提及的新莊永樂街「味全員工」客家人聚居區的相互關照與責任分擔。
    另一類是「個別流動」的經驗，獨自北上的奮鬥史。

 3、購屋「落戶」定居
    對於客家移民而言，離鄉後抵達可以落腳的城市並不就意味著動盪的結束，往往反而是另一階段擺盪的開始。雖然個體的社會、經濟條件不同會影響移民擺盪期的長短和經歷的內容，但居住和就業兩個向度的擺盪，不難理解搬家或換工作頻繁是擺盪期的重要特徵。透過連帶方式遷移的城鄉移民有比較短的擺盪期，觀察從個案所描述的就業種類，往往清楚地對應上戰後不同階段的經濟產業發展走向，譬如1960年代末期的食品加工、1970年代的紡織、塑膠和1980年代的五金、機械工廠，同時也顯示較早就業的臺北市轉換到臺北縣新泰地區的過程。
    在居住方面的擺盪期通常與就業平行進行，一般在就業穩定數年後會因為購屋而穩定下來。一直到1970年代中期，客家移民才有能力「購屋」，一則結束住屋的擺盪的時間，更重要的是，它往往成為落地生根的關鍵，亦即，落戶點往往與購屋重疊，城鄉移民尤其明顯。購屋對客家移民而言是家庭史上的大事，不得不謹慎從事，通常在就業穩定且有定居打算之後，以家庭全部儲蓄加上標會、兼差、加班和向朋友、銀行借貸等才足以支付。
    這種辛苦努力工作才買到一棟房子的經驗，對1970-1980代的臺灣城鄉移民家庭而言，是一種相當普遍的集體經驗。值得注意的是，臺北縣地區房價較臺北市及其鄰近區域低廉，而客家人源自遷徙歷史的不安定感，造就客家族群人士對「成家」的感覺相當敏銳，往往列為人生重大目標，辛苦工作有了一點積蓄就將購屋列為首要任務，並以此引以為榮。

  4、認同「第二故鄉」
    一旦個人或家庭在一地落戶下來，隨著歲月累積，其「生活路徑」會愈來愈熟悉、其人際網絡也拓展至鄰里社區之中，這種種所累積而成的「空間熟悉感」都有助於客家移民在都市中生活，然而，這種熟悉感並不等於他們對現住地的認同。在相當長的時期中，移民仍與家鄉保持密切的關係，同時也有特定的活動和人際網絡在維繫這種關係，一直要到特定階段，這些移民才會淡化其故鄉認同，而對現居地形成新的認同，稱之為「第二故鄉」，至此，其移民性格漸淡，而其家庭也形同生根於城市之中。
    從離鄉落腳於異域、經過或長或短的擺盪期到成家購屋落戶於這個城市中，以至於最後認同它為「第二個故鄉」，這是現今大臺北這個都市中許多住民所共同擁有的集體經驗，客家人也不例外。
    針對「原鄉」的文化歷史記憶，客家人在臺北縣內的移民，自然也就會出現提供原居地鄉土認同、母語認同需求的各種同鄉會，例如雲林、桃園、彰化、苗栗的同鄉會以及較為活躍的客家組織，其在臺北縣內地方政治、文化活動以及客家復興運動等，長久扮演著一定的角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