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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歷史文獻記載,客家先民較早落腳台北縣的地方,應是淡水、新泰、五股地區,當台北盆地的土地墾殖達到一定的程度,民眾就會向周邊的淺山地區遷移,尋找可供開發的新生地,從事「打山開林」工作,墾山田、植樟樹或種茶、焗腦、燒火炭等,漸次向深坑、鶯歌、三峽、新店、石碇、瑞芳及大溪、龜山等地擴散,要不然只好充當大墾戶的佃農或長工為生。
◎台北地區主要族群聚集墾拓區◎
新庄街 (新莊) |
漳州人、潮汕人 |
擺接庄 (板橋) |
漳州人 |
鷺洲庄 (三重、蘆洲) |
泉州同安、漳州龍溪人 |
三角湧 (三峽) |
漳州人 |
深坑街 |
泉州安溪人 |
八芝蘭 |
漳州人 |
艋舺 (萬華) |
泉州三邑人 |
大稻埕 |
泉州同安人 |
大龍峒 |
泉州同安人 |
士林 |
漳州人 |
貢寮、雙溪 |
漳州人 |
金包里 (金山) |
漳州人 |
樹林、平溪、石碇 |
泉州安溪人 |
滬尾 (淡水) |
泉州三邑人、汀州人 |
台北縣的開發以漳州人為主。自清朝統治以來,台灣陸續發生116次反清事件與族群械鬥,漳泉之爭、閩粵之鬥、泉州三邑與同安人「頂下郊併」------,往往因為土地、水源、利益問題相互攻擊,或因族群矛盾糾集同鄉打鬥,竟然擴大為公眾攻防戰,使得多年墾殖心血付之一炬,損失十分慘重。
母語是同鄉之間的橋樑,也是文化身份的標記,相通的語言表示著共同的歷史記憶,這在民智未開,同時到處可見羅漢腳的時代,更因為難以溝通的語言障礙,生活上產生許多誤解和衝突;同鄉們相聚在一塊形成聚落,擁有自己的生活圈,但也容易跟旁邊的相異語族發生摩擦,人們積累著心中的不平,又見彼此不甚相同的習俗和信仰,遇到小小事故可能演變成無法收拾的局面,官府處理甚感棘手。
大台北地區曾經發生五次大型分類械鬥:
年 代 |
影 響 區 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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乾隆42年(1777) |
滬尾、三鶯地區 |
嘉慶11年(1806) |
八里、興直堡等地 |
道光6年(1826) |
八里、興直堡周邊地區 |
咸豐3年(1853) |
枋橋及三角湧等周圍各堡、雞籠 |
咸豐9年(1859) |
擺接堡、大加、芝蘭堡等地 |
分類械鬥弊害甚多,極盡殺傷焚燎之能事,官府雖然三申五令,但積弊成習時有爭執難以制止,及至同治年間外患頻仍,無暇內鬥,各族械鬥才完全停歇。
自古以來台島均是各地先民所組成的移民社會,漳、泉、粵民爭鬥時起,再加上道光二十年(西元1840年)爆發中英鴉片戰爭,英艦進逼台北,客家先民因而變賣田產,遷往桃園、新竹、苗栗一帶,台北地區從此變成福佬庄。
特別值得注意的是,清朝與日治時期均只將漢人劃分為閩、粵兩類,閩人為福佬,粵人為客家,在台北地區方志中呈現如此的敘述:
名 稱 |
內 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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樹林鄉土志 |
考察本地之分住狀態,現在雖然為閩族部落,但於開墾初期在閩族間也有不少粵族混住在海山、新莊等。對此雖因欠缺可靠的文獻而無法詳知其變遷的情形,但依本地方的年代及地理環境來看,這是可想而知的事情,例如有新莊粵族所信仰祭祀之三山國王廟的存在,與本地彭厝的開拓者彭氏為粵人,此說與其他今日尚遺存的地域內之粵人墳墓與公業地等皆可為粵人居住在此之有力證據之一。 |
三峽庄志 |
自從康熙二十二年(西元1683年)台灣歸屬清朝版圖以來,福建、廣東人來往者更加頻繁------。閩族的移住始於明永曆初年。粵族的移住是後來的康熙二十二年(西元1683年),隨清軍征台之士兵而來。------稱粵族為客人,是指其是新來之賓客之意。 |
中和庄志 |
住民之種族有閩粵二籍,為粵族甚少。 福建人2275戶:男7600人、女6996人。 廣東人3戶:男8人、女16人。 |
鶯歌鄉土志 |
本庄開墾之初的住民分為閩粵二族,後來閩族更分為漳州人、泉州人,形成部落割據之勢。種族血緣之觀念非常強 ------ |
板橋街志 |
住民之種族有閩(福建)粵(廣東)二族,但粵族甚少,而閩族之中漳州人佔大多數,泉州人次之,此外還有少數的汀州人。 |
(以上係根據日治時代修纂的地方志〈住民〉篇)
綜合上述內容,明顯可見對客家人原籍認知的誤差,不知客家人跨越閩粵二地,包含閩地漳州、汀州民眾。認真計算起來,早年客家人移墾來台之人口,包括福建客家人與廣東客家人,應佔台灣總人數之四成以上,人們赤手空拳打造新家園,融入了的當地的生活;尤其是台北縣漳州客家人與林本源家族的關連,從開發淡北的歷史來看,絕對有密不可分的鄉誼和主佃關係,客家身份被包容於「籍貫」之中,並沒有特別標示或突顯出來。